第八个故事申城天亮之前

执行司令赵大钧看了看手表，说道：“第七个小题目‘人生道路如何走’就讲到这里。下一个小题目‘申城天亮之前’，由陈华龙同志主讲。现在已经下午三点了，休息十分钟我们放松下筋骨，然后继续往下讲故事，大家做好发言准备。”

大家在休息时，三三两两地议论开了，讲到在六十几年前，人人盼望上海解放的急切心情。可是国民党反动派限止老百姓的言论自由，连在等电车时，说“八路怎么还不来” ，让在旁边的国民党特务听到了，就把这个等电车的人给抓走了。其实正说明国民党已经是非常虚弱，真是草木皆兵！

休息时间一到，大家又坐了下来，继续开始讲起了故事。

陈华龙理了下思路，然后说开了：“回想在1948年到1949年的春天，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，军事上连连吃败仗，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，经济上几乎崩溃，为了挽救其失败、灭亡的命运，它就想尽一切办法，在货币上大做文章，一次又一次地搞币制改革，旧法币换新法币，新法币换金圆券，还有什么银圆券，加上过去的关金券等等，确实每搞一次币值改革，就是大肆搜括民脂民膏，去支撑它打内战经济上的需要，让四大家族乘机大发横财。美国佬就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支持国民党打内战，蒋介石反动派变本加厉地搞白色恐怖，残酷**革命群众，真是倒行逆施。可是广大人民还是盼望能够早日解放。上海的人民在等待天亮。我们党的地下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，在进行黎明前的战斗！”

赵大钧就说道：“1948年国民党发行什么金圆券的事情，我现在记忆犹豫新。那时奸商囤积寄居，社会上物价飞涨，刚发行不久的新法币，没有多少时间已经贬值得又不值钱了，弄得民不聊生，老百姓叫苦连天！蒋介石又动了个歪脑筋，一方面又进行币制改革，发行什么金圆券，同时叫他的大儿子蒋经国。坐镇上海搞物资限价，主要是对粮、油、煤炭、棉布，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须品的限价。大米限价二十元金圆券一石，说绝对不许涨价。同时组织了‘大上海青年服务队’，当时叫‘打老虎队’，四出搜查，逼着米店老板按照限价，让老百姓排长队买大米，谁要不服从，大的当‘老虎’打，小的当‘苍蝇’拍，气势汹汹，不可一世。表面看来国民党是十分关心，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和疾苦。”

张大鹏就插上话，说道：“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记得仍然十分清楚，这些中小米店的老板，没有什么背景，在这些服务队和警察的逼迫下，不得不把店里的粮食按照限价卖给老百姓。可是这些米店里的大米只几天功夫，全部卖光，再到粮食市场去进粮食，限价米已经没有了。这些米店就只好挂出牌子，本店大米已经售完。这就苦了穷苦老百姓，因为排队买限价大米是有规定，一个人按照户口一次限购几斤。限价开始后的前几次，我去排队买米都买到的。没有几天米店就挂了‘免战牌’。我只得手提空米口袋回家。家里没有粮食烧饭怎么办？只好到黑市上去买粮食，但是黑市上的大米已经不是二十元一石，而是三倍五倍，八倍十倍的涨了上去。二十元的米价成了二百元。接下去这米价是扶摇直上，像脱了疆的野马狂奔了起来，二千、二万------”

郑高兴接着也说道：“这个事情我也想说几句，当时那些中小米店老板倒了大霉，把自己米店里原来的存货，没有多少时间全部卖光，可是再也不能按照二十元一石进货，米价已经疯涨了好几倍，原有的本钱就这样亏得一塌糊涂，有的是倾家荡产。”

“那么当时为什么米价限不住，反而会疯涨的呢，米市场上没有粮食了？上海没有外来的粮食补充了吗？” 焦福妹不解地问道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”郑高兴继续说道：“上海的粮食历来主要是依靠外来的粮食，据了解那时外来的粮食一直在不断地进入上海，但是都被一些有背景的大公司收购去了，囤积在大仓库里，不进入市场。这样一来市场上当然就没有平价的粮食啦。”

“‘大上海青年服务队’不去检查这些大仓库，打这些‘老虎’吗？” 焦福妹又问道。

“我家一个邻居的儿子，报名参加了这个‘大上海青年服务队’，他们后来是去检查了这些大公司的大仓库，里面堆满了一包包的大米，可是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，到市场上当限价米处理买给老百姓。因为他们的背景实在太硬，是蒋家皇朝里的自己人。蒋经国这个打虎‘英雄’，只得望而却步，怏怏地离开了上海。‘限价’、‘打虎’是偃旗息鼓，不了了之。从金圆券发行，限价同时开始，只七十天时间，金圆券飞速贬值，物价继续飞涨，大张旗鼓的限价闹剧跟着告吹，留给上海百姓的，是一个饭后茶余的笑柄而已。”

杨舜尧接着就说道：“这些情况我当时也了解不少，当时上海人在街头巷尾闲谈的就是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题。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了希望和信心，上海是越早解放越好，地下党的活动和斗争确实是在如火如荼展开着。”

郑高兴又说道：“是这样，我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有名的金笔厂的总经理，实际是共产党地下党的一名老党员。我的这个朋友1947年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1948年在上大学期间，积极参加反蒋爱国学生运动，担任示威**大队长，被校方开除，处境危险。党组织便安排他到‘净业孤儿院’，也叫‘上海少年村’当教师，教英语，同时继续坚持革命斗争。‘上海少年村’在上海在郊区大场的宝华寺五幢房屋近百亩地产，作为村址。我朋友的姑母、在这里负责后勤给养的工作。‘净业孤儿院’、‘上海少年村’是流浪儿童们温暖的家。当年的一个院生后为解放军空军航校师职飞行干部回忆说：12岁那年，正当我忍饥挨饿，在死亡线上挣扎时，净业教养院收养了我，在这个流浪儿童的家里，老师们对我们比亲人还要亲，正如我们所爱唱的《少年村村歌》中说的那样：旷野路上，多少迷途的羔羊，任其挨饿，任其受冻，到处流浪，如今到了我的家，再也不惆怅，我爱大家，大家爱我，快乐地成长。从1940年6月至1949年末，这里先后收容、教育了三千余名难童、流浪儿，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有用之人，其中一部分人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，有些人还成长为我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或有关方面的专家。与此同时，‘净业教养院’、‘上海少年村’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恶劣环境下，还接纳、掩护了一大批**地下党员、革命战士和爱国学生，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。‘净业教养院’、‘上海少年村’作为地下党的掩护所、中转站，还接纳和掩护过许多地下党员、根据地干部和革命战士。皖南事变中，新四军突围出来的百余名小战士，影响部队的作战行动，地下党想办法陆续将他们送到这里寄养、隐蔽，再寻机安全转送到了苏北根据地。因为事发突然，天寒地冻，准备不及，我朋友的姑母回山海里家中，叫侄女们尽量往身上多套衣服，带了家里所有的毛巾、肥皂和干粮，一起由家里坐黄包车到‘净业教养院’来帮助这些小新四军。”

大家听完这个故事，都说上海的地下党，在抗日和解放战争里，做的事情真不少，贡献不小。特别是迎接上海的解放，配合得非常默契，作用挺大的。

大钧同意众人所说，接着就说要转到下一个小题目了，叫“曙光从地平线升起”，并且要女战士钱秀芳主讲。